章含之与洪君彦离婚内幕：毛主席介入与双方说法大相径庭

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《风雨情》中谈及自己和前夫洪君彦离婚的缘由时称，两人感情破裂且最终离婚是因为洪君彦有了外遇。

章含之的说法较为知名。她曾提及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，并且对她讲道：“我的章老师啊，我之所以说你没出息，是因为你太爱面子，自己无法解放自己！你的丈夫已经与他人关系亲密，你为何不选择离婚呢？你又为何害怕别人知晓此事呢？那婚姻其实已经破裂了，你为何不解放自己呢？”

毛主席介入后，他们的离婚就更受关注了。章含之称毛主席是站在她这一边的。

但是，洪君彦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。他曾在《明报》上发表文章《洪君彦：不堪回首——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》。文中表明，在 60 年代洪君彦遭遇困境之后，章含之不但没有给予关心和帮助，反而与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一位姓张的老师关系亲密。

洪君彦有一幕难以忘怀。一次，他被剃了阴阳头，然后狼狈地回到家中。章含之见到他后，没有给予安慰，而是用鄙夷的口气说：“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有脸回来啊！如今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要是我是你，干脆跳到北海死了算了。”

章含之的话到底是否如此我们存有疑问，因为洪君彦当时没有录音机，无法保证十几年后他的回忆完全准确。然而，我认为他的回忆大致不会有错，原因在于从章含之与其养父章士钊的关系便可看出。

章含之回忆称，她一家于 1949 年 11 月下旬从上海抵达北京。章士钊在民国时期声名远扬，与毛主席的关系极为密切，是中央的重要宾客。然而，章含之表示，她家迁至北京后的最初七八年，是她与父亲思想最为对立的阶段。

事实上不止七八年。1961 年，章含之向父亲宣布，她要搬到学校宿舍去住。她这样做是为了表示自己脱离旧家庭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为什么要脱离家庭呢？这很好理解。那个时候，章士钊是旧资产阶级的代表。她回忆起自己中学的时候，老师在讲鲁迅先生的《记念刘和珍君》，而她坐在下面，内心感受是“如坐针毡”。同学们纷纷向她投来异样的眼光，老师还找她进行个别谈话，要求她与父亲划清界限。

所以她跑回家去，愤怒地质问父亲。

1961 年，章含之搬离了章士钊家，当时她 26 岁。在如今的时代，这个年纪不算大，只是一个“懵懂的年轻人”。而在 1961 年，她与洪君彦的女儿出生了，并且她和洪君彦在 1957 年结了婚。

章含之在从章士钊家搬出去不久后说，当时有人让她举报她的大哥章可的“反动言行”。当要她揭发大哥时，她觉得真正的革命就应该“大义灭亲”……接着她就把大哥平时与她交谈中提到的对希特勒、纳粹党的那些描述都给揭发了。

章含之的行为给她大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不久之后，她的大哥被进行了隔离审查，且持续了一些日子，期间要求他交出纳粹党证。然而，大哥自然是交不出来的。最终，大哥被放回家，但却丢掉了院长的职务。

可以看出，章含之 26 岁。她是个高度政治化的女青年。她行事偏激且武断。她显得非常不成熟。她藐视亲情。她崇拜革命。

1962 年 12 月，章士钊携女儿章含之参加了毛主席 70 岁寿辰的家宴，并且被邀成为毛主席的英语教师。那时的章含之是凭借父亲的关系才得到这一身份的，然而她对父亲的看法始终未变。据她自己回忆，毛主席曾问她与父亲的关系如何。她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。”我是共产党员，对他既是父亲，更是统战对象。”

毛主席对章含之进行了批评，说道：“共产党并不要求你毫无理智地不认亲人啊！”接着，他讲述了章士钊早年参与的反清事迹，以及著名的“苏报案”。之后，章含之似乎有所领悟。

洪君彦在回忆录里提及过这段往事。他称当章含之和父亲关系处于最紧张的状态时，章含之曾给彭真同志写信，表达要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愿。彭真当时派遣秘书前去劝说章含之，秘书说：“他们一直将你当作亲生女儿来对待，从未有过虐待你的行为。不要过于偏激，不要因一时冲动而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情。”

章含之没有再提及这件事。洪君彦称：“那时她的组织观念较为强烈，很听从党的安排。”

我们不难想象，4 年之后是 1966 年。那时 31 岁的章含之看到自己的丈夫洪君彦被定义为“黑帮”。之后，她会在丈夫和“革命”中如何进行选择呢？

从上面的分析能够大致看出，章含之和洪君彦的关系出现了破裂。并且，章含之在其中很可能是起到主导作用以及推动作用的一方。

有没有婚外情这个问题不重要。66 年后，两人的婚姻已名存实亡。离不离婚只是一纸证书的事。

洪君彦承认自己“婚内出轨”。他表示，1968 年下放到牛棚后，内心悲苦，渴望得到同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与西语系的一位同病相怜的女教师产生了感情，以至于没能克制住感情冲动，走上了婚外情的歧途。（洪君彦和章含之正式离婚是在 1972 年。）

但如前文所述，洪君彦的婚外情并非普通的婚外情。他的婚姻原本就已名存实亡，而后才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对此，不应过于严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