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ick Beato吐槽华纳音乐总裁Joe Kentish，揭露唱片公司高管无能引发热议

作者 | 李沁予编辑 | 范志辉

近日，美国知名制作人 Rick Beato 在 YouTube 平台上发布了一个视频，该视频是对华纳音乐执行总裁 Joe Kentish 的吐槽。视频的标题为“唱片公司高管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无能”，此视频引发了广泛的热议。

视频里，Rick Beato拿出了 Joe Kentish 之前接受音乐营销机构 Burstimo 采访的那部分内容。

在谈及大唱片公司签约艺人的话题时，Joe Kentish多次强调了“勤奋”以及“高效”等关键词。从他的言语中可以看出，如果艺术家没有足够的个人品牌且缺乏粉丝的支持，那么大唱片公司是不会愿意与该艺术家合作的。而“天赋”“专业”“音乐性”等这类话题，在 Joe Kentish 的谈论里似乎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。

Rick Beato 对 Joe Kentish 多次强调“勤奋高效”以及“粉丝基础”的言论感到很无奈。他直接说道，如今的唱片公司好像已经不再签约“有天赋的作曲家”和“有灵性的歌手”了，而是在努力寻找擅长社交媒体的人。

人设和流量逐渐成为衡量艺术家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，音乐技艺与创作深度被置于次要地位，那么社交平台对于艺术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

想成功，必须先当网红？

海外网友曾在这段视频的评论区开玩笑说，如今的唱片公司对艺人有三大要求，一是才华横溢，二是要有网感，三是要成为看不懂合同的傻白甜。

有人提到，Joe Kentish 签约的艺人 Dua Lipa 有相同经历。她在职业生涯初期就拥有大部分艺术家没有的优势，比如有支持她的企业家父亲，14 岁起就在油管展现出非凡的音乐才华，还有出众的外貌。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，使她只需凭借自身天赋，就能在音乐行业中获得不错的职业发展。

Midia 报告分析表明，在理想状况下，技艺和个性呈现出相对平衡的态势，二者有交集，成功处于这交集区域内。所以，精湛的音乐技艺与吸引人的个性特质，一起推动了艺术家的成功。

目前的音乐行业，个性受到更加强调，技艺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。成功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个性方面，技艺和个性的天平已经失去平衡。

数据表明，社交媒体现今占据了娱乐时间的 17%，此比例比音乐流媒体的 13%要高。同时，社交媒体的软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所占的时间份额。在社交媒体中，音乐成为了一个子链条，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家们正在和所有其他创作者一起争夺注意力。

如今，社交媒体把音乐消费、创作与盈利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。它彻底改变了商业与文化之间原本那种有些紧张并且疏离的关系。艺术家们进行音乐创作，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艺术追求，另一方面也受到激励，去创作那些能够吸引流媒体和社交平台用户、增加流量的作品。

TikTok 2024 年第二份年度《音乐影响报告》显示，84%登上 Billboard Global 200 榜单的歌曲是率先在 TikTok 上走红的。另有 12%的歌曲是在登榜后开始在 TikTok 上走红的。只有 4%的歌曲没有在 TikTok 经历过病毒式传播。

在市场竞争激烈且利润有压力的情况下，唱片公司越来越倾向于降低风险和投入。它们更愿意挑选在社交媒体上有粉丝基础的艺术家。同时，社交平台的算法机制倾向于推送个性化内容，这既要求艺术家专注于音乐创作，又要不断塑造和强化自身的公众形象，不过也让艺术家实现突破的难度明显增加了。

与此同时，唱片公司在音乐性与艺人人设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倾斜。营销的重要任务几乎全部转移到了艺术家身上。艺术家们一般需要凭借自身的社交活动，去塑造个人品牌，吸引粉丝群体，并且提升作品的播放量。

简言之，艺术家被逼迫成为明星，唱片公司也只得选择明星，人们被促使去做更多符合机器逻辑的事。大家都在适应一个体系，这个体系越来越注重个性化和社交互动。实际上，不能责怪艺术家和唱片公司一味迎合这一系统，因为倘若他们不这样做，就可能遭遇失败的风险。

音乐人“角色”下的副作用

从音乐人的角度出发，经营社交媒体大体上是积极的。它为许多独立音乐人提供了之前难以得到的自我宣传工具，帮助他们不再依赖大型唱片公司。

美国知名乐队 The Smashing Pumpkins 的主创 Billy Corgan，在巡演结束后，会在线上开展粉丝问答环节，并且会频繁回复私人消息；英国独立乐队 Creeper 更是通过社交媒体，围绕每张专辑的概念构建故事情节，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粉丝群。

既然是这样，那么 Joe Kentish 的言论为何会更深入地引发艺术家的不满呢？

Luminate 的最新数据表明，有 36%的美国听众是通过社交媒体发现音乐的。并且，许多成熟音乐人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做出了榜样。因此，业内人士常常把社交平台看作一个漏斗，期望能够将关注者转化为听众，进而再转化为粉丝。

现实情况是，此过程类似淘金。需要筛选众多沙砾，才能够找到真金。大部分流量如同水一般流失掉了。

通常来讲，病毒式传播是以被动粉丝为依托的，然而艺术家要想取得长期的成功，就需要更为深层次的主动粉丝。倘若艺术家的“角色”以及“网感”成为主要的着手点，就有可能致使听众因为不喜欢艺术家的“人设”而对其音乐予以忽视；如此一来，以个性为先的方式，反倒让听众更有机会仅仅去聆听自己喜爱的艺术家的音乐。

此外，音乐营销人员即便能够评估病毒式传播的效果，然而通常难以分辨到底是歌曲本身引发了病毒式传播，还是创作者自身起到了作用。他们所能够观察到的仅仅只是相关性，而并非因果关系。

艺术家们需要持续迎合社交平台算法需求，这可能导致他们过度投入于公众形象塑造，从而无暇专注于音乐创作本身，使得技艺锤炼和音乐创作深度被置于次要地位。

从更深层次去看，这种以“人设”作为核心的现象，一方面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；另一方面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听众的音乐消费行为。社交媒体让音乐消费过程变得更为即时且表面化，听众的选择通常更多是依据艺术家的个人形象以及社交互动，而不是对音乐本身进行深度体验。

唱片公司留意到一个艺术家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批粉丝。从表面上看，或许公司觉得这意味着该艺术家很受欢迎，且具有潜力。实际上，这更多地反映出了艺术家的“角色”，以及这种“角色”是否符合社交平台的算法。

因此，艺术家在社交媒体上能够取得成功，一部分原因在于其个性与算法以及用户画像相契合。这并非完全取决于音乐作品的真实价值或长期潜力。在音乐产业中，奖励机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更侧重于“人设”，而非仅仅看重音乐本身。

允许一部分艺术家，远离社交媒体

Spotify 的前产品经理 J Herskowitz 曾持有一个观点，即音乐和社交从本质上来说存在着某种对立的情况。社交功能被引入之后，不但没有给音乐产品增添光彩，反而使音乐的纯粹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许多艺术家对社交平台呈现出一种抗拒的姿态。他们的担忧不仅在于互联网给公众提供了更多发声的途径，还在于社交媒体会无形地侵蚀“艺术人格”，甚至会对创作自由造成潜在的压迫。

音乐作品过度融入网络文化后，粉丝的期望与反馈不再仅仅聚焦于艺术本身，而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，这些外部因素包括流行趋势、个人形象以及负面舆论，从而导致粉丝的期望与反馈被这些因素所绑架。

打雷姐 Lana Del Rey 在 2021 年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举动，那就是宣布关闭她拥有 3000 万粉丝的 Instagram 账户。她明确表示，需要让个人生活变得私密起来，要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创作本身上面，以此避免外界给予的过度干扰。这一行为，代表了部分艺术家想要通过切断与社交平台的联系，从而恢复他们和音乐创作之间那种更纯粹的联系。

音乐本应是他们用来表达思想、情感与艺术愿景的途径，而不应被社交平台的繁杂算法和无形规则所捆绑成为附庸。真正的艺术是自由的，不受限制，音乐也不能仅仅作为“娱乐商品”或“社交工具”而存在。

值得深思的是，粉丝对新音乐和新事物存在不满。这种不满并非仅仅是社交媒体所导致的产物。

互联网诞生之前，粉丝们借助写信、打电话以及面对面等方式，来表达他们对艺术创作的不满。从这个视角而言，社交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且迅速的渠道，并未从根本上对这种现象的本质进行改变。

社交平台崛起了，这使得艺人的压力变得更普遍且更即时。对于那些希望在音乐创作和个人隐私之间找到平衡的艺术家，或者那些已经取得成就的艺术家而言，这种无休止的凝视让人感到窒息。

当下社交属性与艺术内核大幅失衡的环境里，唱片公司和音乐人要是过于追求快餐潮流，就会显得比较浮躁，也难免会陷入“流量拜物教”的困境。或许，可以秉持“转心向内”的心态，让一部分艺术家远离社交媒体，让他们专心于自我提升，从而保持艺术的纯粹性。